春秋时期的管子，有很多进步思想，有很多理论建树，创新了很多制度，内政外交有很多政绩，在那个时代产生了深刻影响。但是，管子一生事迹，也有很多曲折，如何评价管子，充满争议，历来是一个难题。从孔子及其门人开始，就有很多讨论。北宋二程及其学生，也有很多关于管子的讨论。有一个现象很奇怪，阀阅《二程文集》，竟然没有关于管子的专题论述，仅有一篇文章提及管子。在《二程文集》卷2《明道文集》有一篇《论王霸之辨》，这是二程阐述王霸学术的历史名篇。文章中心思想是提倡王道，顺带提了一笔管子“霸道”政治，持贬义。认为
“仲尼之徒无道桓文（齐桓公、晋文公）之事，而曾西（曾晰、公西华。孔子学生）耻比管仲。”此处，明显是程颢借用孔子师生的名义，表达了自己不崇尚管子霸道之义，故而在《二程文集》中避开了管子的历史讨论。这也许是二程文集缺少管子内容的主要原因。但是，师从二程的门人（含同僚）对管子这样的名人，密切关注，且热烈讨论。二程没有回避门人的问题，面对学生关于管子历史的提问，有的提问还很尖锐，二程在讲筵中娓娓阐述，中肯而精彩。其学生在笔记中保存了这些答问。南宋时期，二程第五代传人朱熹蒐集了二程的学生（含再传、三传、四传）笔记，编纂了《二程遗书》和《二程外书》。二程有关管仲的历史评价，由此再现于世。从二程回答学生的提问中，可以看到，二程研究了管子全部历史，并且对管仲作出了剀切的评价。撇开其学术思想上的门户之限，可以说二程对于管子的认识，入木三分，看到了骨子里。二程对于管子的评价，十分难能可贵，予以充分肯定，最终概括性评价：“称其有仁人之功”。在儒学的学术领域，“仁人”桂冠，达到了最高境界。二程为什么给予管仲这么高历史地位？除了谙熟管仲一生事迹，还必须有一定的理论修养，尤其是价值观方面，必须有鲜明的立场和价值取向。毋庸置疑，认识二程的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，远远超越了考量其评价管仲正确与否，关系到进一步认识二程学术思想体系的历史地位。那么，二程的价值观是何面貌？有哪些积极进步的成分？试从二程评价管仲的具体内容中，进行一次粗略考察，探索其价值观的轮廓和涯际，藉以认识二程价值观的主要元素。

一．和谐观：评管仲“九合诸侯”外交活动

二程评价管子“有仁人之功”，主要依据之一，是管仲推行“九合诸侯”的外交路线。外交是内政的延伸。在管子执政的生涯中，这确实是管子倾注毕生心血的重大政治工程。这一工程的内核，是在周王朝“礼崩乐坏”、诸侯国各自为政的背景下，倡导诸侯国联合、再联合，不断扩大联合。通过联合，反对一国独大，加强诸侯国之间经济文化交流，促进社会发展。二程，正是缘于这一历史实际，给予管仲以“仁人”高评。支配这一评价的思想基础，即是二程崇尚“和谐”，这是二程的社会价值观。二程在北宋有关“新政”辩论中，直接向朝廷上疏，鲜明提出“万邦‘协和’，则所为必成。”二程正是用“和谐”“协和”的价值观，看到管仲“九合诸侯”的历史活动，通过诸侯国联合，推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重大历史功绩。《二程外书》卷8《游氏本拾遗》，收集了二程学生游酢的笔记，记录了二程讲筵中的一段话。二程引用孔子的观点，评价管仲，文字稍有不同，曰：“管仲不死，观其九合诸侯，不以兵车，乃知其仁也。若无此，则贪生惜死，虽匹夫匹妇之谅，亦无也。”这是二程对于管仲的历史评价，认为管仲“九合诸侯，不以兵车，乃知其仁也。”“仁”，是孔孟和二程学说中最高学术命题。孔孟和二程都不轻

易作出仁的评价。《二程遗书》卷18《刘元承手编》中，收集了刘元承整理的门人笔记，有学生问曰：“孔子未尝许人以仁。或曰，称管仲如其仁，何也？”二程答曰：“圣人闻幽明微之道。只为子路以子纠之死，管仲不死为未仁。此甚小却管仲，故孔子言其有仁之功。此圣人言语，抑扬处，当自理会得。”这是一个精彩的答问，回答了子路的质疑，也回答了二程学生的质疑。事实上，二程对管子“称其有仁人之功”的评价，重点在于肯定管仲“九合诸侯”的历史事迹，开拓了“万邦协和”的历史新局面。管子“九合诸侯”，包含三层含义。其一，管子为联合各个诸侯国做了切实可行、行之有效的外交努力。其二，管仲联合各诸侯国，并不是发动战争，恰恰是遏制战争。他遏制战争的手段是“不以兵车”，即不以暴易暴，亦不以暴抑暴，而是采取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，追求和解，促进社会和谐。其三，管仲九合诸侯，是一个不断扩大联盟的过程，不断增进相互之间交流，促进各诸侯国经济文化发展，多边互利共赢的运动过程。这不仅在当时具有推进社会发展的实践意义，也具有垂鉴后世的历史意义。总结管仲“九合诸侯”的具体作为，前后16次会盟。参加下表：
根据《春秋经》齐桓公在位时的诸侯盟会统计：
1.前681年春，齐宋陈蔡邾，会盟北杏。
2.前680年冬，齐宋卫郑单，会于鄄。
3.前679年春，齐宋陈卫郑，会于鄄。
4.前678年12月，齐鲁宋陈卫郑许滑滕，会于幽。
5.前667年6月，齐鲁宋陈郑，会于幽。
6.前659年8月，齐鲁宋郑曹邾，会于柽。
7.前658年9月，齐宋江黄，会于贯。
8.前657年秋，齐宋江黄，会于阳谷。
9.前656年夏，齐楚鲁宋陈卫郑许曹，会于召陵。
10.前655年夏，周齐鲁宋陈卫郑许曹，会于首止。
11.前653年7 月，齐鲁宋陈郑，会于宁母。
12.前652年正月，周齐鲁宋卫许曹陈郑，会于洮。
13.前651年夏，周齐鲁宋卫郑许曹，会于葵丘。
14.前647年夏，齐鲁宋陈卫郑许曹，会于盐。
15.前645年三月，齐鲁宋陈卫郑许曹，会于牡丘。
16.前644年12月，齐鲁宋陈卫郑许邢曹，会于淮。

桓公七年（前679年），齐国与郯、鲁联合，在甄城举行七诸侯国会议，建立盟友关系，史称齐桓公“始霸”（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）。管仲不失时机，推行“尊王攘夷”战略，走出海岱大地，加强齐国与周天子以及各个诸侯国之间的联系，广泛结盟，提升齐国在诸侯国之间地位。诸侯国纷纷与齐国结盟，寻求庇护。此后，直至公元前645年，管仲病逝，管仲坚持高举“尊王”旗帜，加强诸侯国联合。其中，历史影响较大的有“陉地会谈”“召陵之盟”“首止会议”“葵丘之盟”等一系列重要会盟，有力促进了诸侯国联合，反对一国独大，为各诸侯国发展带来了相对良好社会条件。首止会议，直接维护了宗法制度，保住了周王朝姬郑的太子地位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。公元前651年，周惠王死，太子郑登基继位，是为周襄王。惠王妃和襄王弟弟叔带不甘心，联合戎狄发动武力叛乱，“谋伐襄王”。“齐桓公使管仲平戎于周”，解除了王室的危机，维护“周室之祀”（《史记·周本纪》），王室稳定，也带来了社会安定。在葵丘会盟中，齐桓公、管仲帮助周襄王平息了叔带的宫廷叛乱，在葵丘（今河南兰考、民权境内）会合诸侯，举行诸侯联盟大会。诸侯国共建盟约，相互“修好”，休养生息，发展经济。后来孔子编纂
《春秋》，记载了“葵丘之盟”，表示赞赏。《左传》也详细记载了葵丘之盟的盛会场面。 迄至葵丘之盟，齐国先后帮助30多个小国，维持宗法制度，拥立周襄王顺利继承王位。修钟磬而复乐（《管子·霸形》）扩大了诸侯国联盟的辉煌功业。管仲一方面推行“九合诸侯”外交路线，同时加大各国之间经济文化交流。制定了对外招商政策，优待各国商贾。他下令“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，一乘者有食，三乘者有刍菽，五乘者有伍养。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。”（《轻重》乙）这一制度，吸引各诸侯国商人象流水一样聚到齐国，齐国的商业空前兴盛。有一件事情，分证明“九合诸侯”促进经济文化交流的意义。《管子·小匡》篇记载，管子拜贤臣隰朋为“行人”（主管齐国外交），又派遣曹孙宿等6名重臣，通使当时主要的6 个诸侯国，包含楚、鲁、
宋、卫、燕，加强往来贸易。又招募“游士八千人”，遍访各诸侯国，委以重任，供给他们车马衣裘，多带物资粮食，多带财币，加强友好交往，通商贸易。一个和谐的社会局面呈现出来了。二程正是出于这一价值观，对于管仲“九合诸侯”外交思想和路线予以高度评价，“称其有仁人之功”！

二、富强观：评管仲“自经沟渎”的经济改革

《论语·宪问》篇中，孔子评价管仲历史功绩，还有一句话：认为管子“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。”这是对管仲发展社会经济的肯定，并向学生指出，管仲在经济上的这一历史功绩，还没有人知道。这里，是指管仲“自经沟渎”的历史功绩，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够明白、理解。二程在评价管仲历史功绩时，也评价了管仲在发展经济方面的重大贡献，也向他的学生指出，管子“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”。“自经沟渎”，即自行重新划分土地使用权。沟渎，喻指田间“阡陌”，藉以标明田界、地界。土地，代表那个时期主要的生产资料，重新划分土地使用权，这是对于传统“井田制”的重大变革。由此引发经济基础的一系列连锁反应。也会带来上层机构重大变革。这在春秋时期是石破天惊的大事情，带来了齐国的富强。富强，是二程的价值观之一。二程崇尚富强，主张兴修水利，发展生产，提升国力。程颐曾经引用历史上秦国开凿“郑国渠”功绩，论述秦国富强，曰：“关中遂为沃壤，无凶年，秦以‘富强’至汉。”管仲“自经沟渎”，发展经济，旨在追求国家富强，这和二程的“富强”价值观，吻相合。管仲“自经沟渎”的经济改革，不是简单的兴修水利，而是一连串重大的制度革新。引领中国社会历史走向富强。其富强之路，从改革土地制度开始。《管子·乘马》篇，提出：“地，可以正政也。地不平均和调，则政不可正也；政不正，则事不可理也。”在管子思想体系中，土地问题，是“正政”的密码，是“一匡天下”政治的起点。管仲为此潜心研究“地员论”，撰写了中国历史上关于土地问题的名著，通篇论述土地问题与农业生产、人居环境、社会治理等各方面的密切联系，为他谋划土地制度改革，提供理论基础。管仲《地员论》问世，开篇，就提出了一句名言：“管仲之匡天下”！管仲鲜明地表白了一个战略思想，把土地问题和“一匡天下”政治思想结合起来，成为有机的一体，形成逻辑的构成。《孟子·滕文公》篇精辟总结了管仲这一思想：“仁政必自经界始”。仁，是孔孟的最高学术命题，仁政，是儒家学者的理想政治，这个理想政治必须改革土地制度。这是管仲在三百多年前实施于齐国的土地改革，终于在三百多年后，受到了历史的认同。管仲在齐国“自经沟渎”，全面实施土地制度改革。土地，是那个时代生产资料的最主要资源，管仲在全国范围内，“相地而衰征”、“均地分力”等一系列土地政策，形成系统的经济制度，实施结构性内政改革，兼及国家制度、思想文化，乃至“礼义廉耻”等相适应的意识形态。这是管仲“一匡天下”思想的基本内涵。其中，最具重要意义的，即是“相地衰征”的经济转型，不仅是国家土地资源的分配与利用，也涉猎土地资源的开发与管理。在土地分配方面，《管子》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新政策：“均地分力”（《乘马》），推行公平的土地人口土地政策。这在当时是一项重大的土地改革。怎样才能够公平？过去采用“土均以实数”，也就是说，停留在土地数量上的公平。土地，有肥沃、贫瘠之分，如何折算，这是一个难题，这关系到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，促进农业经济繁荣。《地员》篇尝试解决了这一重大问题。管仲的土地制度改革，以及由此引发一系列经济上改革与创新，带来经济繁荣，国力富强，这正是二程所看到的重大功绩。管仲接着，又开创“官山海”盐铁经济，成为中国历史上，第一个深度开发自然经济的经济家，直到今天，他的“官山海”经济思想， 仍闪耀着光芒。

三、敬业观：评管仲的执政能力与政绩

公元前685 年（管仲拜相）至公元前679年。这一阶段，管仲辅佐齐桓公实施国内改革：全国划分政区，组织军事编制，设官吏管理；建立选拔人才制度，士经三审选，可为“上卿之赞”（助理）；调查土地，分等征收农业税，禁止贵族掠夺私产；发展盐铁业，铸造货币，调剂物价；“伸轻重鱼盐之利，以赡贫穷，禄贤能，齐人皆说（高兴）”，齐国国力迅速上升。《二程遗书》卷2上《元丰己未吕与叔（吕大临）东见二先生语》：讨论“变法”之事，程颢用管子执政的历史，主张推行“顺人心”的政治。说“管仲犹能言‘出令当如流水，以顺人心’。今参政须要做不顺人心事，何故？”当时，受到王安石的反对，程颢坚持用管仲“顺人心”的思想路线，强调说：“但做顺人心事，人谁不愿从也？”管仲辅佐齐桓公实施国内改革，政绩斐然可观，坚持一条，即是“顺民心”。管子曰：“明君顺人心，安情性，而发於众心之所聚。是以令出而不稽，刑设而不用。先王善与民为一体。与民为一体，则是以国守国，以民守民也。”（《管子·君臣上》）管仲执政期间，坚持民心为上。他说：“为民兴利除害，正民之德，而民师之。是故道术德行，出於贤人。其从义理形於民心，则民反道矣。”（《管子·君臣下》）又提出：“号令顺民心，诛杀当其罪，赏赐当其功，故虽不用牺牲珪璧祷于鬼神，鬼神助之，天地与之，举事而有福。”（《管子·形势解》）总结管仲执政42年的实践，在政治、军事方面，大幅度改革，十分顺利，其密码在于顺人心。全国重新划分政区，组织军事编制，设官吏管理；建立选拔人才制度，士经三审选，可为“上卿之赞”（助理）；调查土地，分等征收农业税，禁止贵族掠夺私产；发展盐铁业，铸造货币，调剂物价；“伸轻重鱼盐之利，以赡贫穷，禄贤能，齐人皆说（高兴）”，齐国国力迅速上升。

四、文明观：评管子的学术地位

社会的进步，离不开“文明”的追求。文明的程度，决定社会的发展水平。社会的文明程度越高，社会的文化素质和行为素质也越高。历代硕学鸿儒都十分看重本民族、本时代的文明程度。文明的高地，离不开学术研究，离不开理论研究和发现，有了进步的理论引导，社会就会大踏步前进。然则，如何获得进步的理论，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先觉者为之作出努力，二程即是这样的人，他们孜孜以求，殚精竭虑，治学问道，成为推进中华民族“文明”进步的探索者，而他们对于历史上探索文明的人，则予以密切关注和充分肯定。在评价管仲时，二程也关注到管仲在学术研究上的历史贡献。管仲一生在学术研究，有很多探索，有很多理论建树。他所阐述的著名理论很多，例如“四维论”、“孝论”、“地员论”、“轻重论”、“宙合论”等等，多达数十种，每一种理论，都对当时和后世产生深远影响。其中，影响最大的是“道”的思想和理论阐述，以至于汉代学者刘向刘欣，在《别录》和《七略》中，把管子的学术分类归于“道家”类。二程对于管仲的学术评价，也是从“道”的方面切入。充分肯定管仲关于治学问道方面的成就。《二程遗书》卷25《畅潜道本（二程集）》记载：“有学不至而言至者，循其言，亦可以入道。”这是二程关于治学问道的深刻总结，强调认真思考、再思考，反复思考，最后可以登堂入室。二程例举了三位学者的治学观，即荀子、杜预、管仲，他们指明这三人都很重视治学，其治学路线也大致相同。其中管子的治学理念十分明确，强调“思考”！二程引用了《管子》原文，曰：“思之、思之，又重思之。思之而不通，鬼神将通之。非鬼神之力也，精神之极也。”查阅《管子》原文，管仲这段语录，在《管子》中出现两次。其一，《管子》49章《内业》篇曰：“思之，思之，又重思之。思之而不通，鬼神将通之。非鬼神之力也，精气之极也。”又，《管子》39章《心术下》：“思之，思之不得，鬼神教之。非鬼神之力也，其精气之极也。一气能变曰精，一事能变曰智。”《二程集·畅潜道》特别指出，管子、荀子、杜预，“此三者，循其言，皆可以入道。而荀子、管子、杜预，初不能及此。”二程强调说明了这三个人最终皆“入道”，即进入了“文明”的殿堂，而他们他们三人“初不能及此”，他们是经过反复思考而步入学术至高境界。可见，二程对于管子其人视为学术上的人文予以评价，即肯定了管子对于文明进步的贡献。而这一评价，也正是二程文明观的价值取向。

五、公正观：剀切评述管子一生功过

二程对于管子一生的功过是非，进行了全面衡量，也作出了比较公正的评价。其评价的重要依据，就是儒家的礼法。北宋时期，儒家礼法，演变而成为“义理”之说。所以，二程直接引用“义理”，鉴定管仲一生的所作所为，用义理来判断是非，论其功过。《二程遗书》卷22上《伊川语录》记载了程颐与学生周伯温之间的对话。学生问，“孔子称管仲如其仁，何也？”程颐作出详尽回答，曰：“称其有仁之功也。管仲初事子纠，所事非正。《春秋》书，公伐齐，纳纠。称纠而不称子，纠不当立也者也。不当立而事之，失於初也。及其败也，可以死，亦可以无死。与人同事而死之，理也；知始事之为非而改之，义也。召忽之死，正也。管仲之不死，权其宜可以无死矣。故仲尼称之曰，‘如其仁’，谓其有仁之功也。使管仲所事子纠正而不死，后虽有大功，圣人其复称之耶！若以圣人不观其死不死之是非，而止称其后来之是非，则甚害义理也。”学生又问，“如何是‘仁’？”程颐答曰，“只是一个‘公’字。学者问‘仁’，则常教他将‘公’字思量。”在《二程外书》卷6《罗氏本拾遗》中，记录程颐回答学生关于小白与子纠之间残杀的提问，曰：“桓公杀子纠，管仲不死而从之？”学生又问：“杀兄之人，固可从乎？”程颐义理分明，予以回答，曰：“桓公、子纠，襄公之二弟。桓公兄，子纠弟也。襄公死，则桓公当立，此以《春秋》知之也。《春秋》书桓公则曰，齐小白，言当有齐国也。於子纠则止曰纠，不言齐，以不当有齐也。不言子，非君嗣子也。公谷（公羊传、谷梁传）并注四处，皆书纳纠。《左传》独言子纠，误也。然书齐人取子纠杀之者，齐大夫尝与鲁盟于蔇（jì 国名，位于齐鲁之间），既欲纳纠，以为君，又杀之，故书子，是二罪也。管氏始事纠，不正也，终从于正，义也。召忽不负所事，亦义也。”《二程外书》卷7《胡氏本拾遗》也记载了二程引经据典，论述了管仲在内政变革中其人物的“是”与“非”，曰：“《春秋》有‘三传’及三本‘正经’。共是六本，书于纠事，五处皆言纠。独左氏言子纠，且纠与小白皆公子，非当立。而小白长则当立也。今纠争立，故皆不言子，及杀之然后言子纠。盖谓既已立之矣，故须以未踰年君称之。以此校之，则管仲之去纠事小白，皆非正去就轻也。”《二程外书》卷8《游氏本拾遗》，还记载了一个疑难问题，学生问，“管仲设使当初有必死之理，管仲还肯死否？”答曰：“董仲舒道得好，唯仁人正其谊，不谋其利，明其道不计其功。”接着又回答，曰：“管仲不死，观其九合诸侯，不以兵车，乃知其仁也。若无此，则贪生惜死，虽匹夫匹妇之谅，亦无也。”为了深入认识管仲，《二程遗书》卷22上《伊川语录》记载了对于“仁”的深化讨论，周伯温问：“回也，三月不违仁，如何？”答曰：“不违处，只是无纤毫私意。有少私意，便是不仁。”又问，“博施济众，何故仁不足以尽之？”答曰，“既谓之博施济众，则无尽也。尧之治，非不欲四海之外皆被其泽，远近有间势，或不能及。以此观之，能博施济众则是圣也。”学生又问：“孔子称管仲如其仁，何也？”答曰，“但称其有仁之功也。管仲初事子纠，所事非正。《春秋》书，公伐齐，纳纠。称纠而不称子，纠不当立也者也。不当立而事之，失於初也。及其败也，可以死，亦可以无死。与人同事而死之，理也；知始事之为非而改之，义也。召忽之死，正也。管仲之不死，权其宜可以无死亦，故仲尼称之曰，如其仁，谓其有仁之功也。使管仲所事子纠正而不死，后虽有大功，圣人其复称之耶！若以圣人不观其死不死之是非，而止称其后来之是非，则甚害义理也。”又问，“如何是仁?”答曰，“只是一个公字，学者问仁，则常教他将公字思量。”管仲一生中，最难辨别的是非，即是在公子小白与公子纠之间的角色变化，这二人角色不一样，所以管仲的道德量，必须接受历史的审判。二程站在历史的另外一端，提炼了一个“公”字，来解答关于管仲的历史疑问。这是前所未有的，跟随二程上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阶

段来看这个“公”，应该说是代表社会，代表历史，管仲不属于公子小白，也不属于公子纠。在二程看来，管仲把自己奉献给历史，顺应历史发展方向，做促进历史前进的人，所以二程“称其有仁人之功”！

结语

二程对于管仲一生历史活动，作出客观而又剀切的历史评价，缘于自身具有进步的历史价值观。其价值观中的进步成分，如和谐、富强、文明、敬业、公正等元素，毫无疑问，在二程学术研究中具有积极作用。唯有价值观的正确与否，才能够确立学术造诣的意义和价值。在中华民族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，历代顺应社会历史前进的价值观，积淀而为菁华，汇聚结晶成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，深刻影响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趋势，都是值得肯定的。二程传世的学术著作中，缺少关于管仲研究的内容，其讲筵生涯中，学生笔记保存了很多这方面的记载。朱熹收集编纂的《二程遗书》和《二程外书》，再现了二程学术中很多新鲜内容。评价管仲的历史研究，即是其中一部分。这篇拙文，抛砖引玉，期待方家指正，更加期待更多的学人关注二程这两部重要文献，不仅有利于揭示二程的全部学术面貌，也有利于认识二程讲筵方面的成就和贡献。对于认识朱熹编纂这两部文献，也可见朱熹的治学艺术和方法。在这篇拙文中，引用的资料，仅仅是二程学生笔记中的一部分。二程学生的笔记和日常师生之间的答问，还有很多内容没有全部引用。例如杨时、游酢、谢良佐（显道）、周伯温、刘安节（元承）、畅大隐（潜道）等等二程的贤弟子，因为他们的课堂笔记或者他们的学术文集，有关管仲的问题讨论，或因为内容重复，没有全部引用。不同的学生笔记，重复记录同一件事情，则可证二程讲筵的历史原状。还有很多二程的学术朋友，如吕大临、司马光、王安石、李觏等，他们相互之间有关管仲的历史讨论和争议，相互切磋、论难的问题，也都收集在上述二书中。本文仅仅依据要旨，取其所需。其中还有很多新鲜内容，有待后之君子阐述。

2018 年11月19日于合肥安徽大学鹅池敝舍。

作者信息：
姓名：周怀宇
籍贯：安徽省无为县人
职称：历史学教授
单位：安徽大学历史系（退休前） 
住址：合肥市龙河路安徽大学教师宿舍163 幢105 号 电话：1363729746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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